[转载]以个性之声对质现在

以个性之声对质现在

格式诗集《本地口音》印象

 赵卫峰

以个性之声对质现在

格式诗集《本地口音》印象

赵卫峰

1、

　　很久了，因诗歌意识形态认识差异及在此基础上的阅读接受、审美趣味或评论视野等方面的争议绵绵不断，类若“口语”或“方言”这样的陈词便不断受罪。此时回望，我们会感到：在这争议的过程中，多数眼睛似乎流连于作者提供的文本之种种不尽人意——而忽略了来自作者方面的主观努力——抑或说某种关于写作的个人性强调。于此看，诗人格式的存在别居一格，可谓缝隙中的顽固与自在。

　　新世纪以来，“数字化”捅开和变换了传统的地理界线，同时又提醒和催促了“诗歌地理”观念的行动，相关的诗歌的事情，成为诗人们在数字时代里精神突围的策略，也成为一种有劲且持续的诗歌势力。格式诗集《本地口音》给我带来的最初联想是“地域性”方向，实则不然。但“本地”一词，仍然令人有了起码的好奇，这就不得不探视一下格式所指了。算是缘份吧，去年我出版了诗集《本地之旅》，意思是指原地的一种精神及记忆自寻过程，而格式的“本地”可能更为高深。

　　关于“本地”的解释，通常有三：本来的心性，相对异地而言的当地，佛教用语方面的法身或指能现出化身之“真身”。对证格式之诗，我以为他保持——应该是坚持了某种“真”，是最为重要的！这是有格式风味的“现实主义”：他置于市俗现场，主动“参与”，积极“介入”；他装疯佯颠地周游于这些啼笑皆非的发生与过程，主观地进行着他的“世相刻画”或“浮世绘”，像观看新时期的“皇帝的新装”的与众不同的成年人。

　　这让这部诗集读来很具快感。诗歌的存在并非为了提供快乐（儿童诗和宫庭诗可以例外），于此，快感的表达，可谓格式个人性写作的一个组成部份。他笔下的情景亦真亦幻，可歌可泣，“内容”虽然属于他的“环境”里的特产，但又让人觉得有普遍性，绝非地理或行政区域内的发生，他的“本地”实则“自身”。显然，格式的写作是不戴面具的写作，他不像传统诗歌写作那样的把自己藏着掖着，这是写作姿态上的明显区别。他不像太多严肃紧张的诗者，总在写作时，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放坐于一个偏高的道德台面。如此看，诗人格式实在而可爱，如他的诗那般，真情，实感。

如今，数字化时代让诗歌真正地有了“求真”的可能，但更多的诗者可能有此心情，却没有从表达的方面脱胎换骨的勇气，格式敢，而且还机智。阅读中，我们会被他的“叙述”引带，会被他的“诙谐”感动。他一会儿嬉笑怒骂地抛出投枪，一会儿又一本正经地用心抒情，像个书斋伏案的知识分子那般。

2、

　　换言之，他的这个诗集，改变了我阅读诸多诗集时常难免的审美疲劳感——他太会聊天，是一个说事的高手。来看关于“妻子”的几首：

　　《这个时候》：妻子出殡的那天，很多人呼天抢地/很多人捶胸顿足，乱得不能再乱/在符合程序的暴乱中，我制止了我自己/先是拼命地把眼泪瞪回去，然后再将悲悯轻轻地放出来/我要替妻子照看那些来看她的人/那些我认识的以及不认识的/看看谁主动跪下看看谁还在装腔作势

　　《遗嘱》：给我弄身新衣裳/过节的时候替我看一看老娘/儿子能念什么样的大学就让他念吧/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实在照顾不了就再找一个伴吧/给我看病花了那么多钱不要再惊动别人了/随便找个地方把我埋了算了/只是切莫乱占耕地

　　《遗属》：那天去妻子的生前单位领抚恤金/才知道自己成了遗属/在我的印象中，遗属大都是生活无着落的人/衣衫褴褛或者垂垂老矣/我有单位有朋友有儿子所以/我不能接受组织的关怀/但我的儿子不行，他才十三岁/他必须通过领取相当于平时个人零花的抚恤金/来感受祖国与亲生母亲的存在

　　类似的诗读罢，悲乎？乐吗？以为诗人之心真不像肉长的？接着看下面这首：

　　《枕头》：妻子死后，烧掉一个，还剩下一个/剩下的这一个我也不枕/把它放在我头部的一侧/像生前那样/并排着

　　——从这几首已可明白诗人格式的不简单。啼笑皆非的同时我们已然看到这位诗人原来长的不是肉眼，而是蜻蜓式的复眼，在雅俗、正反和食色里有意无意地势利，蜻蜓眼总是骨溜溜地转。我喜欢这种诗歌格调，这种尽可能的多维度“复合抒情”。

　　这当然需要“经验”。什么叫经验？上引几首诗，或许可算诗歌的“经验”的“举例说明”。而这个一向胆肥体壮嵌着一双蜻蜓眼的诗人，值得肯定的另外一种经验，则是表达的圆熟。

　　什么叫圆熟呢？自然是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意思。再举例说明便是：蛇是什么？不一样啊——食客嘴里的佳肴、环保主义者的对象、女青年春梦中的恶棍、孩子和青蛙都会惊恐的家伙……？弗洛伊德、动物学家的解释有什么不同？诗人冯至叹曰“我的寂寞是一条蛇”，米沃什则问：蛇的腰的多长？

　　是啊，蛇的腰是人们通常印象和理解的腰吗？青蛙的呢？……而这个一向胆肥体壮嵌着一双蜻蜓眼的诗人，他会用他的方式提出问题并相对巧妙地回答或暗示答案。这是格式的过人之处。只有时光里真正的“过来人”，才可能有过人之处。这大约也是格式的写作，虽然读着总让人担心，却又不会轻易掉出常规诗歌套路的原因。他可以流连于日常，目的却是非日常。

　　他的诗歌，还让我想起一个老话：大错不犯，小错不断。他在诗歌的腰部流连，制造悬念；他有意把我们都熟悉的世界扭曲、变得错乱，有时产生错觉，但又深知节制。这种表达，也使大家熟知和理解了一位持续写作近三十载的诗者，在阅读中能接受他的粗暴，理解他的反讽，习惯他有些发福而世故的“口音”。

3、

　　诗歌如何表现口音？山东语再怎么方言它也是北方话，而北方话是普通话的基础，在南方人看来都是大同的腔调，何况“书同文”的规则其实也取消了所谓方言在当代诗中的原味和唱主角的可能性。格式在这里的意思，我知已不是指那种方言意味的东西。“口音”在此，我想仍然应该是对表达的个人性的强调或自我提醒。他想表示与“标准音”有一定分别的“发音”。

　　古代中国的“诗歌”传播主要是演唱，它的最强烈的因果是“现场感”，格式也曾如是说：　“最早的诗歌是用来听的，所以语调之于诗歌是一种致命的质素。无论是悦耳，还是刺耳，诗歌的语调必须像箝子一样抓住人，不给倾听者任何脱逃的机会。当可听的诗歌变成可看的诗歌，声音的固化在所难免。声音的固化，一方面方便了人们对节奏的识别，另一方面也模糊了诗写者发声方式的本初形象，更为致命的是也大大缩减了声音的现场效果。”他强调着“口音”，其实也就是强调使语言或言说的可能的意味——即便这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努力。

　　他说：“个我的撕裂或曰自我的戏剧化令超我脱颖而出，从而使我的言说更加完整。所谓的戏剧人物，不是我的替身，而是我的一级变形或多级变形”，如此看，这同时也多少有些上述的“本地”的意思。在此似已可窥见，“诗人试图创造一个用韵文说话的戏剧人物时诗人自己的声音”（艾略特）。是的，《本地口音》是这样的实验物，是格式在“化身”与“真身”间游移和思考的阶段性结果。这结果，显然已呈现出饱满，虽然有时难免有些变形，如同苗条与肥胖间稳定性不够的人体。

　　再泛览一下《本地口音》的概貌。其第一辑名为“最美的时光”，可以以其中诗作《一天的幸福如何计算》作为主题；第二辑名为《在我们国家》，略有“魔幻现实主义”式的自嘲辛辣，正如其中诗作《生活让我如此可怕》所提示的；第三辑名为“既而寄”，为何寄，寄哪里？精神的时空原来也就是一个《看守所》，一种笼子，“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/结果，鸟把林子当成了笼子”，这时，格式式的调侃更为明显了，他要研究《如何过好情人节》，还要认真地严格要求自己要《死得干干净净》：

　　“临死前，我要把爱情还给爱人/把亲情还给母亲，把友情还给朋友/把孝顺还给儿子，把性欲还给性/把愤怒还给群众，把羞愧还给敌人/把空旷还给天空，把无言还给大地/把五谷还给种子，把河流还给白云/我要把杯子还给玻璃，把年薪还给机关/把吻还给嘴唇。等一切都还清了/我就去死。/如此，我的欢乐才能在死亡里定居”

　　名为“我看见云彩向大地鞠躬”这一部分有些地理特征，诸如《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》。但与众不同的是，他惯用的冷幽默给这类通常庄严肃穆的主题抹上了主观的色调，这有意的淡化反而又有了些鲜活的艺术效果。此外，“我爱的人变成了灰”、“让我安于平庸的日子”这俩个部分总体属于“生活的艺术化”，个人的、社会的、时政的……通常属于该说的、不该说的，在他这儿，都一股脑儿说出了，他要自在地表达“看法”，以和没完没了的昨天——其实更多地是与现在——“对质”。

　　当代诗歌对现实的宽容与拥抱是众所周知的大势，究其实质，与当代物质经济基础的大变化相关，这当然也决定了大多数诗人的通常的“立场”时常充满暧昧。由此我以为，格式并未背水一战或孤注一掷，但这种自觉的努力已有成效。格式的诗歌路径带有部分反其道而行之的倾向，这不是说他对现实、对现在（现时环境及发生）都通通的排斥、不满和不合作，而是言他的戏谑、有度的反讽，这表明他属于对“现在”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那一类。这种浅尝辄止的原因，应该比较复杂，有度的“对质”或介入，使诗歌在成为诗人习惯性规避的一种壳子、套子的同时，又有了相对保障的阵地或空间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与现实的“阵地战”一方面令诗人显得深思熟虑，另一方面又表明了诗人的成熟和睿智，格式就是这样的。在他自设的貌似非常现实的渠道中反复漫游，明是原地踏步、本地喋喋，实则又是一种由近及远的遥望，一种暗地里的自我辨识。

4、

　　遥望与辨识，这过程很多时候是不讨好的。在阅读中，我能深深理解一位诗人对个体精神的外环境的无奈、对自我完善的犹豫与尽力。在宏大与主流的花园之外，我欣赏格式有自我风格的表达策略：他本居城市，居发达之区，但他的“本地”，则只提供了街道一段、社区一角，或是情爱的一个关节、记忆里的一声尖叫……他重在细小、细节，以切片对照整体，以一斑暗示全豹，在异口同声的合唱中把市井味儿自如扬洒，坚持与众不同的有弹性的“口音”——

　　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。在当下，我们仿佛来到了一个所谓选择可以多样、发声可以随意的新时空，但我们实则是多么被动、盲目和成为一串串热哄哄的怪诞的悲喜剧的群众演员。每每这时，格式便会抽身靠边。我们知道，这时，诗歌与时间正在肯定和对接——

　　这肉感的对质，这声东击西的批判，这骨溜溜转的蜻蜓眼。  

（2014年秋匆于煤粑场）

《山东作家》稿